千秋功罪难说尽:再论袁世凯因何称帝

有关中国时事政治,社会现象之分析批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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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秋功罪难说尽:再论袁世凯因何称帝

帖子周明河 » 周五 9月 01, 2017 6:43 pm

[size=150][size=200][size=150]【2016年初稿,2017年3月修改,8月再次修改】
 

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谜一样的人物,看似大奸大恶,又似乎大智大勇,这二者和谐地统一在他的身上;他似乎精明无比,又仿佛愚蠢至极,这二者也神奇地统一在他的身上,让人难以捉摸!
关于袁氏的种种“罪恶”我们已经听过不少,单就他的功绩而言,学者张华腾曾简单列举过:
“清末的袁世凯曾经是一个勇于创新的改革家。比如,甲午战后他学习西方,练新军,变军制,进行军事改革,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,促使中国军队走向现代化道路;他联合张之洞等督抚,连上数折,促使清廷废除了自隋唐以来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,为近代教育的发展扫除了障碍;他在任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六年间,在所辖地区大力推行新政,把经过八国联军入侵之后经济惨遭破坏的直隶治理为全国的‘模范省’。更为重要的是,武昌起义后,他顺应共和潮流,与革命党人联手,共同推翻清王朝。即使在任大总统期间,他在加强专制集权的同时,也注意发展经济,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和刺激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……”(张华腾还有一部《北洋集团崛起研究(1895-1911)》,专门论述袁世凯与北洋集团的有关历史)
当然,以上张氏所论,本人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,但这里不再展开论述了。
民初袁氏任临时大总统时,国内几乎是一面倒的赞颂,包括孙文、黄兴、宋教仁等前革命党也是不吝言辞,真可谓众望所归、民心所向!及至其称帝的企图被打破时,又真可谓四面楚歌、处处喊杀!
现在大家一说起袁世凯的罪过来,主要就是指责他是所谓的“窃国大盗”,痛斥其欲“复辟帝制”。其实国体根本不是关键问题,而政体才是关键问题,只要有宪政民主,有无君主都是无所谓的,反之即使共和了,得到的依然可能是一种最野蛮、最邪恶的制度——甚至于君主制再坏也有底,共和制坏起来就没有底!
所谓打天下、坐天下其实就是一种“窃国”行为,无论口号是何等漂亮、理想是何等美好,就像章太炎在1928年间所批评的,袁世凯无非是一个人做皇帝,而国民D却是一个党做皇帝——哪个都不光彩!
我时常认为1913年是近代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,宋教仁的被杀是一个重大事件(有关宋氏生平及宋案详见本人另外两篇文章),不过就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和文明程度而言,不管如何,袁世凯的走向集权都有其合理性,对此梁启超、蔡锷等人也是支持袁氏实行“开明专制”的,比如蔡锷曾说:“非有强健有力之政府,不足以巩固邦基。”二次革命发生后,蔡锷抨击国民党是暴烈派,支持袁世凯方面对其进行镇压。
【补论: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,而且专制传统深厚,又遭逢列强环伺的艰危局面。在人类的近现代史上,大陆国家如法国、俄国、德国、西班牙等还没有一个可以顺利走向宪政民主,挫折和震荡都带有一些必然性。因为大陆国家都带有很强的君主专制、中央集权传统,而且容易受到外力的强烈干预,这种干预往往会正向加强政府的集权。】
而且,袁世凯的权力还具备了一定的法理基础,首先他传承自满清的合法授权(满清在国际上是获得一定承认的,毕竟它与各国已经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),然后在民意上他也具备了一定依据。而更为关键的是,袁氏是当时中国最为强势的人物,他也有的是具体的国家建设经验,甚至说他就是非常开明的(不排除他有相当狡诈自私的一面),他来出任国家元首,几乎是不二人选——这一点几乎明白点事理的人都是承认的!
虽然袁世凯也有过解散国会这样的昏招,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很多人依然选择继续支持他,由此可见,在“帝制运动”以前的袁世凯还是给人以较为正面的印象。如果他死在1915年之前,那么得到一个类似“中国的华盛顿”之类的称号,也并非意外。
可是历史偏偏来到了1915年,偏偏让袁世凯不识时务地开启了一场“帝制运动”。
 
…………
 
那么袁世凯到底为什么要称帝呢?我们不妨结合有关史实来试着分析一下。
就像晚清时期地方势力因为太平天国等动乱而坐大一样,在二次革命的时候,地方势力、军人势力也越发坐大,形成尾大不掉之势,那些有兵有权的,根本不拿法律当回事,甚至于对袁本人都很不恭顺。
比如掌控陆军的段祺瑞,有时他对袁氏表面上的尊重都做不到了,甚至恶语相向,让袁十分难堪;毅军统领姜桂题竟然当着袁世凯的面满口脏话,还敢拿袁氏会客厅的痰盂撒尿;更甚者,江苏督军张勋连民国的国旗都不挂,一切规矩大体都还沿用前清那一套,对此袁世凯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如果大家看过《史记》或《汉书》,可能就知道刘邦当年刚刚登基称帝之后,众臣子们在朝堂上种种不恭情状,令刘邦不胜其扰;最后还是儒士叔孙通出来,拟定了一套隆重的礼仪,要大家都跟着三跪九叩,慢慢的才让刘邦无上的帝王权威建立起来。
如果袁世凯也成为皇帝,他是不是也可以成为“刘邦第二”呢?至少他心里也会这样期望。
其次,袁世凯家族有一个魔咒,就是男丁都活不过60岁,偏偏袁世凯本人又比较迷信,因此他就开始幻想以登基称帝来“冲喜”(唐生智、陈济棠这些人都极其精明老辣,但也都非常迷信,最终都被迷信给害了,这也是解读袁氏其人的一个重要方面)——就这一点而言,这也算是袁世凯的一个私心。
另外就政治转型的困难而言,英、法这些先进国家在经历过革命的震荡以后,因为各种不适而出现了君主复辟或拿破仑称帝(还有波旁王朝复辟、拿破仑三世称帝)之类的事情;再有像当时的墨西哥,也是一个共和国家,但政治却混乱不堪,不能不引起袁世凯的重视(在跟朱尔典交谈时,袁世凯曾经提及墨西哥的例子)。
那么共和革命后的中国,能够完全避免这种不适感吗?经历过两千多年帝制的深入骨髓的统治,国民(实际上也包括大部分精英)真的习惯没有皇帝的日子吗?起码他们心中对于“明君”似乎还有一种热切的期盼——“明君”的出现,至少便于打压各路野心家!
当然,最为关键的问题是,有无皇帝并不是真正的要害,要害在于能不能顺利推行宪政(宪政比民主更为重要,虽然它也需要一定的民主基础)——做到分权与制衡才是关键之所在——哪一方独大都不是好事,更遑论完全消灭反对力量,从而严重地激化国内矛盾、强化社会对立!如果君主制更便于推行宪政,那何妨恢复君主制呢?
可是,不说袁世凯、孙文等人的觉悟与素质(事实上都想独揽权力),作为一个君主专制、中央集权的悠久传统的大陆国家,中国要顺利实现宪政,实在是太难了——较为顺利实现宪政的英国,是一个海洋国家;美国本质上不仅是英国的翻版(也是升级版),它的处境也类似一个海洋国家;岛国的日本也是如此,虽然它当时只是半立宪体制。而且以上三个国家都没有过君主专制、中央集权的传统,至少是不能跟大陆集权国家相提并论。
可是话说回来,如果当时的中国尚有皇帝在,那么至少可以避免野心家们对最高权力的过度觊觎,避免一些过度残酷的权力斗争乃至内战,君主也可以起到很大的社会矛盾的调解作用,甚至于君主还可以制衡某些政治强权人物的独裁。
在当时的很多中国人尤其是袁世凯本人看来,同文同种、快速富强的日本,才是中国最理想的榜样,尽管他们没有看到日本与中国的国情与传统的巨大差别。
另外,需要大家注意的是,在称帝以前,袁世凯这个大总统已经可以无限连任,而且还可以指定下一任总统,就权力方面而言,这跟皇帝有什么区别吗?不过,也正是由于袁世凯一步步的集权表现,才让梁启超等人越发对袁不信任,认为他还是在朝着君主专制的老路走——在那种制度下,确实会对人们的自由形成巨大威胁!
可是话说回来,如果袁世凯真的成了皇帝,那么他的子孙也可以做皇帝,但是深悉中国社会权力运行法则的袁氏,一定会认为他那些不肖的子孙做了皇帝就是好事了吗?除非真的实行君主立宪制度,为子孙后世考虑——就会成为袁世凯的一种变革的动力!
 
对于称帝之举,袁世凯其实更看重列强的态度,起初德国、英国、日本等都支持袁世凯称帝,只是日本稍微有些阴晴不定。
据张华腾《洪宪帝制:袁氏帝梦破灭记》中所指出,最早怂恿袁世凯称帝的并非是哪个中国人,而是当时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最高统治者——德国皇帝威廉二世!当时,威廉二世急欲在东方寻找一个战略同盟,袁世凯与德国之间又存在很多友好关系,且中国还是一个大国,因此能够与德国合作的也只有中国。而德国当时又是君主立宪制(皇帝其实非常集权),因此威廉二世便在1913年通过袁克定(袁世凯长子),辗转向袁表示了劝说其改行帝制的意图。
据刘成禺《洪宪纪事诗本事薄注》中的记载,威廉二世后来还亲笔写来了一封长信,秘密转交给袁世凯,其意思基本相同。袁克定在1914年回国后,开始积极倡导帝制,大概正与此有关,因为得到了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支持,他的心里就踏实多了。袁世凯受此影响,也越发在各个方面效法德国,甚至一时间影响了整个北京城,“都中揣摩风气者,皆易八字须为牛角式,效威廉风也”。
接着,日本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,也开始鼓动袁世凯称帝,只是他们的居心有点复杂:日本当时的体制跟德国非常接近,如果袁世凯称帝成功,那么中日体制一致,不仅可以降低日本发生革命的风险,而且这种对袁的“帮助”就会成为未来在中国获取更多权益的基础;如果袁不能成功,那么日本可以借机消弱中国,同样可以达到间接获利的目的。
袁世凯与日本方面打了三十年交道,无论是他的态度还是他的实力,都是对日本扩大侵华权益不利的,为此王芸生在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》中曾指出:“清末民初袁世凯之当国,甚为日人所不喜。故此时之日本对华外交,大体言之,为宰割中国。局部言之,也为反袁。”
日本的“黑龙会”在一战爆发后向日本政府提交了《解决中国意见书》,很能代表日本朝野的一般意见,文中指出:“必须乘此时机,改变中国之共和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,并使其与我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基本相同,此乃改造中国政府之根本要义。”《黑龙会备忘录》还明确指出:吾人当容纳中国革命党、保皇党及其他不满中政府之人物,以扰乱全中国之地。其全国既扰乱,而结果乃推翻袁政府。
不过精明如袁世凯,深知日本人的不可靠,如果他一意推行帝制运动,还是需要在当时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英国方面出来支持。
英国方面起初很担心恢复帝制会引来中国政局的动荡,从而影响英国的在华利益,但是考虑到两方面的因素(一是当时英国和日本有同盟条约,日本人支持的事情,英国也理应支持;为了英国自身的利益,为了同日本方面竞争在华权益,英国也要支持帝制),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便改变了态度。朱尔典在与袁世凯会谈时,还试图打消袁的顾虑:当年选举大总统也好,如今推举皇帝也罢,都是民意,于信用没有关系。
有了英国的站台,袁世凯这才放心多了,当时的日本仅仅是一个二流强国,就算日本出尔反尔,有德国、英国这两个一流强国的支持,那么帝制运动就有希望——我们观察和思考近现代中国的历史,一定要留意外部的因素。
正是在列强怂恿鼓励下,经过一年多的酝酿,袁世凯终于迈出了称帝的第一步,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,帝制运动算是从此正式拉开了序幕。
可是由于一战的爆发乃至旷日持久(这具有极大的偶然性),令英国、德国等自顾不暇,国力也都受到极大的消耗,日本的态度于是慢慢就成了最为重要的。如果此时袁世凯断然放弃帝制运动,还是可以稳定大局的,可他偏偏不惜铤而走险!
 
………………
 
不管怎么说,对于称帝之举,袁世凯的确是错了,他错在对形势的错估:
首先,错在可能真的被儿子及筹安会诸人蒙蔽了。比如袁大公子伪造报纸的事情,这个事情虽然没有长期蒙蔽住袁,但在一个时期确实也让本已头脑发昏的袁错判了形势。
其次,如果袁世凯称帝,那么部下们就要对他下跪,这些是包括段祺瑞等很多北洋元老们都十分抵制的。
再其次,梁启超、蔡锷等人表示坚决反对。秦晖教授曾经指出,辛亥革命以后的很多中国人之所以不想再恢复君主制,其实正在于中国人是怕皇帝,而不是爱皇帝、敬皇帝,因为两千年来的皇权专制已经让皇帝的丑恶面目充分暴露(这不同于英国、日本的情况)——其实这就是梁启超等人的担心所在。
当然,梁启超还有一些理由,比如说他认为民国初立不宜胡乱折腾:今天订约法,明天改约法;今天召集国会,明天解散国会;今天是总统制,明天又是内阁制;如今又想改变国体,越折腾就让政府的威信就越低,这是无风鼓浪,兴妖作怪——梁启超也曾经反对袁世凯解散国会,解散国会也体现了袁世凯对于近现代政治文明的体认不足,不管他出于何种理由,这都是一大错也!
最后,已如上述,国际形势的变化是袁世凯所始料不及的,致使日本的影响力和破坏力加大。作为袁家亲戚的张伯驹曾经如此透彻分析道:“项城之为帝制,其主因,实乃由英、德两国之倡赞。英、德皆帝国,谓中国尚不宜共和,实为妒日本对中国侵略独获其利。项城以有两大国之奥援,国内为其所掌握,用远交近攻之策,日本器小易盈,容易对付,帝制自为,百无一失。不意欧战发生,英、德成交战国,自顾不暇。日本遂提出二十一条,对项城压迫,又买走段祺瑞,拆散项城之班底,帝制遂失败。成败主因,实在国际而不在国内也。”
 
当然,重中之重的大概是,袁世凯的威望、权柄还不足以称帝——除非是国家通过合理、合法的方式推举他做皇帝。
想当初,英国的克伦威尔战功彪炳、权威无限,因此就被很多人拥戴做皇帝,可是克伦威尔最终还是没有迈出这一步!成功称帝的拿破仑又是另外一种情形,他的权威和控制力都来自于频繁的战争(法国的民心也需要一位皇帝),这一点是袁世凯所不具备的,何况拿破仑称帝时还是如此年轻!
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,袁世凯其实并没有正式登基,严格说起来他还不是真正的“皇帝”,他虽然接受了拥戴并改1916年为“洪宪元年”,但他没有口称过一天的“朕”,更没有举行过正式的登基大典。
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,袁世凯自始至终还是有一种走一步看一步的试探心理,这也是他比较老成的表现:帝制初起时他神神秘秘、讳莫如深,对谁也不说实话,有时几乎赌咒发誓般地撇清自己,说是没有称帝之意;帝制进行中时,他又一步三回头,忽冷忽热、左顾右盼、战战兢兢,完全没有了平日沉稳、大度的模样;帝制后期更是心虚胆怯,迟迟不敢登基,一看情形不妙,马上又宣布撤销了帝制。
令袁世凯最为意外的,应该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出现,致使“墙倒众人推”的局面生成——其实这既是外部的日本(借重革命党等)欲图搞乱中国、从中渔利的图谋,也是内部一些地方实力派等对袁世凯和中央集权的一种反击——袁世凯面对这种空前的困局,形如火盆上被烤之人,以致“不好好治病”,延续寿命不成,反害了卿卿性命!
这既是袁世凯个人的悲剧,也是中国的莫大悲剧,因为它的消极影响极其深远!
 

………………
 
我们不妨来设想一下,如果袁世凯当初没有搞帝制运动,或者浅尝辄止而没有引发“护国战争”,或许他还会掌权多年,那么中国的政治就不会朝向未来的那种动荡局面演进,至少程度不会那么深。
二次革命、袁氏称帝,都是民初的重大历史挫折,从这意义上说,袁世凯确实是我们民族的大罪人,尽管他也曾是这个民族的大功臣,但功过不能相掩,这就是我为袁氏盖棺论定的一个评价吧——虽然中国的民族罪人不仅仅只有袁一人(重量级至少有三四人,但那些人连功劳都微乎其微)。
这里还是忍不住要再谈一谈革命党的问题:
革命党在清末的形成,肯定是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的,只不过他们因为与各类江湖组织相结合,又有孙文这样的独裁气质浓厚的首领,因此帮派气息、江湖气息越发浓重,在民初时,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凝结成一个较为的紧密团体,这种团体肯定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政党。
孙氏革命党的壮大和发展,既是中国政局不断恶化的结果,也是中国政局不断恶化的主因之一;同样,它既是国际局势发生变化的结果(如苏联的诞生),也是触发国际变局的一大主因,比如我曾经指出的中国革命对日本的刺激。
自从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以后,“党统”对“法统”的取代,无疑成为中国政治的一大退步,因为对“党统”的争夺,越发依靠无底线的权谋和暴力元规则,由此促使国内局面越发混乱、国内矛盾越发激烈,在浓郁的血腥气息中,人们的思想也就越发激进乃至极端!
从二次革命到国民革命,再到后来的共产革命和文化大GE命,其实这都是一环紧扣一环、层层递进的,绝不是轻易能够割裂开来的。因此当我们思考五十年前的悲剧时,要追溯远因,还是应该回到1913年。
 

………………
 
以上皆为本人不成熟的思考,仅供大家参考。这类话题显然还需要不断深入,若有兴趣者,不妨参考一下石之轩所著《袁世凯1916:悬崖上的龙椅》。另外,唐启华新作《洪宪帝制外交》即将上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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