惨绝人寰的长春围困战

有关中国时事政治,社会现象之分析批判。

版主: 周明河

周明河
帖子: 39
注册时间: 周日 9月 18, 2016 8:34 am

惨绝人寰的长春围困战

帖子周明河 » 周日 9月 18, 2016 1:12 pm

1948年2月,林彪率所部共军再次渡过松花江南下,无所忌惮地施展陆上“跳岛”战术,越农安打怀德,越长春打四平,越四平打铁岭,越沈阳打锦州,整个东北战局为之一变。
3月13日,共军攻克了四平,国军在东北只剩下了沈阳、长春、锦州、营口等城市,被分割成几片孤立的地区,处于共军的战略包围之中。其中处境最危险的就是最北面的长春,在它与沈阳的铁路交通被切断后,全靠空运补给,而国民政府的航空公司每天只能派出四架飞机运输补给,此举无异于杯水车薪。长春也成了卫立煌的一桩心病,如死守已无望,若丢弃便可惜,他于是对亲信私下说:“长春是个包袱,好比一个盲肠炎症,恨当初陈辞修走了这着死棋。”意思就是责怪陈诚当初没有果断放弃长春,而当时蒋介石的意思是:要撤的话,就将东北国军全部撤入关内,若不撤就要继续确保长春。
当时长春城里的守卫力量,主要就是李鸿的新七军和曾泽生的60军,由于长春工事异常坚固,长期坚守应该是没问题的,蒋介石想要挑选一位得力又可靠的大将坐镇长春,于是就选定了郑洞国担任第一兵团总司令。当时郑早已对东北局势绝望至极,他也是疾病缠身,原本想着借医治疾病而躲开东北这个危险之地,没想到虽然东北形势的突变,在蒋介石、卫立煌两方面的压力之下,身为军人的郑洞国只好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苦差事。
郑洞国上任之后,一天也没有闲着,面临困守孤城的现实,他必须有所作为。所幸从日占时期开始,日本关东军就在长春城内街道及近郊区修建了许多永久性、半永久性工事,如碉堡、壕沟、坑道、瞭望台等样样俱全,郑洞国在回忆录中专门对此记述道:
城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、在乡军人会、空军司令部和大兴公司等四个高大建筑物,矗立在十字路口的四角上,前三座建筑物的地下室,均有钢筋水泥筑成的坑道通过宽阔的马路,彼此相连。更有笨重的铁闸门,可以彼此隔绝。四座建筑物的地上部分,都是厚墙铁窗加上钢筋水泥屋顶,连中型飞机的炸弹都不能损伤它们。再往南去的中央大街西侧,还有伪满洲国的“中央银行”。这是一座异常坚固的建筑物,全部外墙均用花岗石砌成,厚度在一米以上。室内可储存大批弹药、粮食、淡水,还可自行发电。我的兵团司令部以后就设置在这里。市内各主要街道都宽约六十米左右,街与街之间和各大建筑物之间都留有许多草坪、花园空地,距离足够发挥火力。重要的街口还修筑有水泥地堡。国民党军队占据长春后,于1947年秋季起,又环市构筑了很多钢筋水泥地堡,并用战壕将其联系起来。城四周还设有宽三米、深二米的外壕,壕内有纵射火力点,壕外则架设铁丝网等障碍物,使整个长春在日本侵略军遗留工事的基础上,形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防御体系的城市。我奉命镇守长春后,本着持久防御方针,又加紧巩固完善原有防御设施,以市中心为核心,层层设防,在市内外组织了多道防线。我还抽空到各重要地段视察,亲自督促各部加强防御工事,以备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。我特地指示各处阵地加设隐蔽的侧射、斜射火力,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火器的威力。【《我的戎马生涯:郑洞国回忆录》,第340页】
3月中旬时,郑洞国做出了长春城防部署,新七军和60军以该市中山路、中央大街为界,新七军防守西半部,60军防守东半部。3月下旬,郑再度来长春后,除了命新七军暂56师加强在西郊大房身机场及西门至机场一线的守备力量,并着60军派出暂52师控制东郊城防工事外的一些高地和独立据点外,没有再在兵力和配备上做出多大的变动。
为了恢复和提高60军的战力,加强长春东半部守备区的防御力量,郑洞国还下令将新七军的一些汽车、大炮等重装备拨归60军使用,并将新七军的一个重炮连配属60军指挥。在整顿长春防务的过程中,令郑非常头疼的就是那些游杂部队,这些部队多是一些民间自组的武装,战力不足,但难脱匪性,骚扰百姓非常在行;后来郑对他们忍无可忍,就一律逐出城外,任其自生自灭,结果就让城郊的百姓遭了殃。当时国民党特务组织也很猖獗,杀了很多不满的民众及青年学生,李鸿将军曾经找郑司令出面制止滥杀行为。
经过这些努力,郑洞国自信长春城防已是固若金汤,可以同共军一决生死了——可惜,共军改变了攻城的路数,采用了一种历史惯常使用的“长围久困”的极端战法,比如朱元璋就经常使用。
进入5月份以后,当郑洞国得知共军频繁调动时,他心中又越发不安,更为险境中的新38师官兵难过:“当全美械装备的新38师部队整整齐齐地在检阅台前通过时,我心头突然袭扰上一股难以名状的伤感情绪。该师是我非常熟悉并引以为自豪的一支部队,抗战期间曾在印缅战场上纵横驰骋,屡建奇勋,成为名扬中外的抗日劲旅。自进入东北参加内战以来,这支以往英勇善战的部队却屡遭打击,士气下降,现在又随我陷入如此困境,将来还不知有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。”【《我的戎马生涯:郑洞国回忆录》,第342页】
从4月底共军派出部队打击长春守军的筹粮部队开始,算是揭开了长春围城战的序幕。5月下旬,经过一场恶战,共军夺下了大房身机场,暂56师两个团被歼,一个副师长和两个团长被俘,从此长春与沈阳之间的空中交通也彻底断绝,只能依靠空投接济了。但是经过这场战斗,新38师发起反攻并全身而退,也让林彪看到了长春守军还有相当的战斗力,如果硬攻长春,目前没有绝对把握,他开始给中央军委报告攻打长春的各种困难。6月7日,毛泽东回电,同意了围困长春的方案。
长春被围后,由于城内无粮,经不起坐吃山空的消耗,结果到处都是饿死、病死的死尸而无人收埋,以致臭气熏天。有人试着逃出去,结果被共军开枪硬生生地打了回来,只好乖乖地饿死在城里。不久后,长春就俨然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吃人的地狱,成了一座不折不扣的死城,一座饿殍之城、白骨之城!由于到处发生抓人吃的恶性事件,军方只好出面枪毙了一些出售人肉的屠夫,来遏止此类事件,但治标不能治本。
长春围城战的野蛮打法,其实就是纳粹德国攻击列宁格勒的打法,在长达900天的围困战中,有超过100万的平民被困死、饿死。长春被围困之前,居民约为50万左右,经过5个月的残酷围困后,到守军被迫投降时,长春居民仅剩下了17万人【这里的数字源自张正隆《雪白血红》第494页,这个数字大概还是粗略的一个统计。按照郑洞国的说法,防守长春之初哨卡线内外有居民50余万,另有军队、军队眷属、公教人员及警察等,共计约70万人。】。显然,犯下这一反人类罪行的人,是注定要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。
不许老百姓出城逃命,目的就在于利用他们加速城内的粮食消耗,迫使守军尽快投降或丧失战力,这种做法明显是背离了文明底线的。面对如此惨绝人寰的战争手法,9月9日,林彪、罗荣桓、刘亚楼等东北共军最高当局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:

……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,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,并有铁丝网壕沟,严密结合部,消灭间隙,不让难民出来,出来者劝阻回去。此法初期有效,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,饥民便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,经我赶回后,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,由此饿毙者甚多,仅城东八里堡一带,死亡即约两千。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,三天内共收两万余,但城内难民,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,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。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,经再度封锁又回涨,很快升至一千万。故在封锁斗争中,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,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,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,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。如全不放出,则饿死者太多,影响亦不好。
(二)不让饥民出城,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,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,都是很费解释的。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,怨言特多说∶“八路见死不救”。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,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,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。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,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,说是“上级命令我也无法”。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。经纠正后,又发现了另一偏向,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,致引起死亡(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)。


从以上报告中不难看出,究竟谁才是制造了这一堪比“南京大屠杀”惨剧的主要责任人,心肠狠毒如此,竟然令林彪等人都在委婉地表达不解和不满。
据新38师的一些老兵反映,他们一直都非常蔑视林彪的部队,除了轻蔑其训练、战力及文化素质外,其主因大概也脱不出类似长春围城战获得的一些恶感吧。

回到 “中国历史”

在线用户

用户浏览此论坛: 没有注册用户 和 1 访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