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界史视野下的中国维新 ——兼谈大清因何灭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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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明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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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史视野下的中国维新 ——兼谈大清因何灭亡

帖子周明河 » 周日 8月 26, 2018 5:09 am

]承蒙群里XX的错爱,邀请我这个半瓶子醋来群里分享一下自己对于戊戌变法的思考,说实话,用《红楼梦》里凤姐的话说,我本来就不是这里头的货,所以水平是有限的,何况XX是昨天下午才通知的我,让我都来不及准备。但盛情之殷,就只能赶鸭子上架了!

今年年初的时候,我虽然也谈过关于大清灭亡和康有为生平的话题,但主要还是现学现卖,无非是提供一些信息给大家,只能算知识普及类。这次分享,自然不能老调重弹,我就勉为其难,从自己比较感兴趣也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角度,也即是世界史的角度,来谈谈晚清中国的维新、改良甚至革命的问题吧,不足是肯定的,但也希望能够为大家思考和理解相关问题提供一点线索或者灵感吧。

好的,言归正传。


【一】


中国跟西方的大规模接触,自然要算从明末就开始了,那时候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华,还造就了一批像徐光启、孙元化这样的士大夫里的基督徒,但是因为当时西方势力不强以及中国在1640年代又逐步建立起一个封闭且强盛的中央大帝国,所以让中国跟西方的互动、交流又被压缩到了一个非常窄小的空间,以至于失去了跟西方共同成长的机会。

直到1840年代的所谓鸦片战争,由于西方的强势与清帝国的衰落,终于开启了一个被称为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的时代,中国被西方强行拉入了一个世界体系当中,随着各方面的交流的强化,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大大加剧!世界在深刻地影响中国,中国也在慢慢地影响世界!

不过让我们先设想一下,假如说大清的境遇跟明朝类似,也就是说依然没有遭遇到西方的太强大的影响,那么大清的命运将会如何呢?中国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呢?我想,按照中国历史的兴亡周期率,也就是说这套帝制的本身的演变规律,大清的灭亡几乎是必然的,然后在一个残破的废墟上很可能要建立一个新的汉人政权,就如同明朝取代元朝一样。

如果想要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,那么大清必须有一种制度性的变革,以遏制住专制权力的肆虐及腐败的恶性发展,从而有效地改善民生——但就中国本土的思想资源与历史经验看,大清是无法完成这种转变的。

然而,真实的历史是西方强势来袭,接着又是我们的东邻小邦日本的强势崛起,从表面上看,大清很弱小,所以被各种欺负,因此大清的当务之急就是追求富强!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也搞了,成绩也有点,但是在高度竞争化、国际化的大背景下,成绩不够好就混不下去啊!当然,如果能有自知之明,当时不去跟日本硬碰硬,或许不会弄得那么惨。其实这也是领导集团的素质问题。


【二】


一面是民乱蜂起、天灾人祸的内忧,一面是列强环伺、咄咄逼人的外患!在这样艰难困苦、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时刻,其实最考验领导集团的应变与能力了。
解决内忧,归根到底还是需要制度的转型,但也可以逐步满足民众的需要,这个相对来说就可以慢慢来,慢慢尝试,但是面对外患就不行了,这个相对比较急迫,领导集团和精英圈子也对这个更着急,也就是说中国必须赶紧强大起来才行!

那么,历史上的中国是怎么实现强大的?那就是法家的方子,典型的商鞅的搞法。

到了甲午战争以后,法家的老方子好像是有点过时了,而且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和正统的精英阶层,也一直不怎么待见法家,直接取法商鞅看来难度很大。

在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下,大清的所谓精英们此时注意到了一个新的方子,这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!“明治维新”到底是什么性质?它好还是不好?这个不是我们今天争论的重点,我们只是需要看,当时的大清到底适宜还是不适宜采纳这个方子呢?

首先说,日本是从一个半封建半中央集权化的社会过来的,而中国则完全不同,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、中央集权传统的帝制社会(当然中间部分时代有些封建回潮),想部分限制君权就比较难。大清如果想像日本那样迅速地取得军事上的成功,其实只有一种比较可靠的方式,那就是出现一个开明的集大权于一身的雄主,比如说类似彼得大帝那样的人物!

可是就1890年代中国的情况看,显然光绪皇帝不是这样的雄主,他也没有成为雄主的那种潜质,除非是让康熙再生。那么慈禧呢?慈禧确实有一定才干和手腕,但她不仅是一介女流,看起来总有些名不正言不顺,她也深度感染了恶性制度下的腐败病,那就是贪图享受、比较奢侈!

慈禧这个病看起来是小毛病,其实一点都不小!问题的关键还在于,根本不是只有慈禧感染上了这种腐败的、贪婪的病毒,而是经过大清二百多年的专制统治、烂污统治,腐败病毒在晚清中国已经发酵得相当厉害,这其实才是阻碍中国进步与改良的最大绊脚石!

腐败问题是权力的问题,但也不仅仅是权力的问题,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重要,但大家好像一直谈得很少,也有些低估了它的危害,其实这个问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近现代史【用我在其他文章里的话说,腐败问题也影响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后发国家,导致这些国家的失败】。

如果一个社会上上下下都被腐败病毒所感染,那么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希望?其实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严峻问题之一,也是一个腐败问题,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,减轻腐败问题对于人们道德、思想方面的侵蚀作用,那么中国的未来依然会相当坎坷。

晚清中国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个可怕的衰世(比如说出现了类似丁戊奇荒这种饿死上千万人的惨绝人寰的景象),其实也正在于这种腐败严重侵蚀下的社会堕落,尤其是读书人的堕落,1920年罗素来中国时就发现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都普遍冷漠,缺乏对贫苦大众的关心。我为什么那样严厉的批判康有为?就是因为康有为其实就是这种堕落读书人的典型代表,甚至康有为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道德问题、私德问题了,他其实连法律上的底线都破了,什么国家的法律也不能容忍康有为这种类似谋财害命的恶劣行为。【马勇老师刚才说讨论历史人物时,不能心怀恶意。但是我觉得很多历史人物就是政治人物,我们对待政治人物就应该有不同的态度,何况权力就是容易让人迷失。对于政治人物的防范就是要跟防贼一样,因为他们容易变成贼,而在缺乏监督、制约的专制权力场上,更容易变成贼。】

在未来,如果我们期待一个比较顺利和成功的转型,就必须提高对于自我的道德要求,尤其是我们更要提高对于政治人物的道德要求,并竭力清除腐败社会留存在我们身上的毒素。我们现在很多人倾心保守主义,其实保守主义不仅仅是保守自由,更要保守道德、传承道德。

爱因斯坦在评价居里夫人时说:“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,在其道德品质方面,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。”

在政治方面,爱因斯坦的这一句话尤其适用,政治人物的道德表率作用极其重要!这也是我极力批判康有为、孙文之类政治人物、思想人物的理由,因为一个德性上立不住的人,很容易就沦为野心家或者很容易沦为投机分子,最终对于国家的危害难以估量。

总结上面说的,不管康有为、谭嗣同或者其他人的责任如何,光绪与慈禧也确实是干系重大,可见当时想要迅速的实现强大确实是不容易走得通的,何况可能还会遭遇外力的强制干预——而且即便是走得通,其实也只是再度进行了独裁化、集权化和军国化,未来还是会面临一个“走出帝制”的问题(M时代的中国其实就像一个军国主义国家,M的角色就类似彼得那种人物)。

秦制见效虽然快,但是不治标,而且副作用大。


【三】


在当时的大清,其实还有一种可以选择的路径,这就是治本的英制,也就是说英国式的宪政民主道路。

我曾经设想,如果光绪信用和委托像张之洞等较为稳健的大臣进行维新变法,那么大清就应该做好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,因为这就是要走英式宪政的道路,而这种道路不仅是慢的问题,甚至于大陆帝制国家还没有走通的先例。【这主要也是因为来自内部尤其是外部的干扰,时间太长,变数就大,列强虎视眈眈,虽然有美国门户开放政策,但是日本和俄国却不是善茬,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清走上良性的发展道路,更不希望中国强大起来。】【外力的干预这一点,其实正是促使大陆国家转型时期更加激进化、再度集权化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。】

另外,由张之洞等人搞大动作的维新事业,其实还是会涉及一个权力安排与权力斗争的问题,这种维新是自上而下地搞,中央如果权力不统一,没有大的权威,那么还是很难有所成就。结果的话,还是只能小幅度的搞,只能从洋务运动的基础上稍微提升一下而已,比如加强教育和培植民间资本。何况张之洞等人的见识也就这么点,能力也非常有限。

总之,面临转型的晚清中国绝大的概率是要震荡的,所以维新变法很难有什么成就,事实上,戊戌变法确实是很快就搞砸了,但是呢,经过一番剧烈的震荡,到了1901之后,这种改良主义的路径又接上了。而且这一次,通向英式宪政的目标更为清晰了(虽然清廷最高统治者还是想拿德国或者日本做模板,但有些因素是他们无法控制的)。

大陆帝制国家虽然还没有走通英制的先例,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一定走不通,而且只要维新、改良做得好,也就增加了未来向好的变量。

就像刚才说的,按照满清统治者的想法,他们推行宪政,搞成了也就是当时的德国、日本的版本,但是由于他们的失误,结果造成了武昌起义及其后的一系列震荡,这时候实际上就出现了一个转入英制的契机,也就说出了一种类似光荣革命的情况——此时的大清、此时的中国,也完全可以全力以赴去追求一种真正的英式君主立宪的模式!

当然,前提应该是仔细地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,高层里最好多几个像郭嵩焘这样的人物,如果头脑里稀里糊涂的,就要大打折扣。


【四】


然而,在1911年的路径选择,共和的主张又强势登场!它一下子就增加了未来转型的变数!

我们知道,西方历史上自来就有共和的传统,比如说长达500年的古罗马共和国,包括中世纪一些地区共和自治的传统,及至进入近代以后,又有美国、法国甚至拉美等实现了共和制。而中国历史上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共和主张和传统,孙文、宋教仁等人所主张的共和制完全是世界影响的结果——也就是说,共和思想完全是中国被拉入世界体系的一种产物!

那么中国到底是更适应君主立宪呢?还是更适宜共和制呢?这么重大的问题肯定需要好好研究,不能儿戏。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和思考,梁启超的结论是中国适宜搞君主立宪,而宋教仁的结论是共和制。

宋教仁为什么这样想呢?我觉得应该从清帝国的性质上去看,因为大清是一种半殖民地性质,宋教仁等人的思想里既带有传统的华夷之辨的性质,又带有当时席卷世界的民族意识觉醒的问题。

但是从历史的发展和国际经验看,年轻的宋教仁的思考是有些不足的,因为从大帝国到共和制,必然要激起巨大的震荡,法国、俄国甚至德国、西班牙等等都不例外,何况中国的帝制传统比其他所有国家都深厚。我们再看拉美的情况,自从独立以后,拉美普遍进入了一种类似军阀独裁的考迪罗时代,所以墨西哥在1910年还爆发了新一轮革命。

在1911年的历史关节,如果大家都只有君主立宪这一条路考虑,那么我觉得搞成的可能性就大了很多,就是眼前搞不成,以后还可以接着搞。就是满族的君主不合适,也可以再找合适的。

可是最后,还是让共和制占据了上风!

宋教仁主张搞共和制,虽然不成熟,但也是经过了一番审慎的研究的,而且他觉得美国式的总统制是不适宜中国的,跟梁启超一样,他们都主张采行两党制的英式内阁制,而不喜欢法国式的多党内阁制。而孙文就不同了,我必须提出批评的是,虽然孙文是中国人,但是他的中学根底却很差,看国学经典都要通过英文译本,对于中国历史、文化的理解比较肤浅。同样的,虽然他也西方的学习和游历的背景,但是对于西方文化和历史的掌握和理解也是肤浅的!

孙文这个人轻率盲目,头脑简单,学习很不认真,思考问题很不认真,所以在认知上很容易偏执,做事盲目,尤其是不择手段!他曾经是基督徒,但他没有基督的精神,但却带有一些极端教徒的狂热性。有学者说孙文长期流亡在外,是很痛苦的,是很大的牺牲,我觉得如果这样看那斯大林比孙文还伟大呢!斯大林还多次被流放过。

孙文所主张的一些东西,其实背后更多的是权力之争、利益之争!这也是由他多年的革命方式所聚拢的那种半黑势力的性质所决定的,这是真正反民主、反宪政的。【当然了,袁世凯集团也好不到哪里去,只是他们属于封建化的性质,必须兼顾地方的建设,而不会一味破坏。】

宋教仁为什么和孙文那么不对付,也那么不一样?就是因为宋教仁私心更少,而在研究问题方面更为认真、审慎,在做事上更为长远考量。


【五】


总之,历史提醒我们,在全球化的今天,我们必须具备全球化的视野,必须认真地研究世界同时也研究中国的特殊国情,不能盲目地照搬别国的经验。

孙文忽而觉得美国的共和总统制好,忽而又觉得苏俄的那套东西好,这完全是机会主义的表现,也是因为他不认真的结果。美国跟中国的历史传统完全不一样,如果孙文像托克维克那样认真、深入地考察美国的历史与文化,那么肯定结果不一样。梁启超虽然不如托克维尔睿智,但是也对美国进行了认真的考察,这是值得称赞的!结论不是那么重要,态度却相当重要。

我们现在的历史教训就是,我们不能再搞君主立宪了,这个机会已经完全丧失了。我们必须坚持搞共和制,必须深入地研究中国问题,必须汲取世界的经验和智慧。比如说中国的未来到底应该分裂还是维持统一,到底要搞中央集权还是搞联邦制,到底是搞内阁制还是搞总统制。这些不是小事,希望大家能够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。

这些政治主张在将来肯定也会演变为权力之争,只是希望大家少一些私心,提高我们自身的道德素养,尽力去完善我们的制度建设,这样权力之争就会被限制在宪政民主的大框架之下了,变成了良性的。

时至今日,我们的外部形势已经比一百多年前大大改观,我们要树立信心!不过,大势固然非常重要,但也是事在人为,做和不做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,马虎的做和认真的做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!

好的,感谢大家的收听,今晚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吧。准备仓促,望大家多海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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